大约两年前，挪威人霍思瑞（Siri Holmebakk，上海互济基金会副秘书长）去云南省富宁县一所幼儿园看望孩子们。孩子们都来自当地村庄，大多是少数民族，入园还不到一个月。他们缺乏自信，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见到霍思瑞这个外国阿姨，一些孩子显得极为害羞，有的甚至害怕得哭出声来。
一年后，霍思瑞再去探访那所幼儿园，发现孩子们已经变得“非常不一样”，他们在认真听老师讲课，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她问孩子们能否表演一个节目，他们仅仅考虑了一会儿，就大方地给霍思瑞唱了几首歌。
霍思瑞还发现，这些当地招聘的非科班出身的老师们也开始“放松下来”，不仅敢带孩子到室外玩，还习惯了游戏式教学和鼓励孩子们自己解决问题。
这是互济基金会实施的“未来希望幼儿班一村一幼”项目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和老师们的变化越来越大，这让霍思瑞和她的同事既惊喜又意外，他们很想知道，这个项目对当地幼儿的影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想象空间。
“共同利益”
2018年4月的一天，宋映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以下简称“北大财政所”）收到互济基金会顾问迈克尔•海尔曼（Michael Hermann）的一封邮件，邮件中，迈克尔提出希望宋映泉的研究团队为互济基金会的“未来希望幼儿班一村一幼”项目做一个“科学一点儿的评估”。
“一村一幼”项目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儿童早期发展模式，项目幼儿园主要覆盖偏远农村地区的自然村寨儿童，为儿童就近提供低成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此前，为了完成2020年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的目标，云南省教育厅制定了“一县一示范”、“一乡一公办”、“一村一幼”的学前发展策略和目标。
2017年起，互济基金会整合社会资源，运用“未来希望幼儿班”(Preschool of the Future，POF)项目理念，为云南省富宁县“一村一幼”提供教师培训、督导和管理幼儿班，以及提供教学材料和工具支持等服务。
宋映泉是北大财政所的副研究员，他和他的团队关注学前教育问题已经十多年，在教育公益项目评估领域颇有建树，曾为香港青年发展基金在打工子弟学校的“资产建立计划”项目、北京歌路营基金会的农村寄宿制学校“新1001夜”睡前故事项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山村幼儿园”等项目做过评估。
收到邮件后，宋映泉和迈克尔做了多次沟通，得知互济基金会对项目做过一些评估。详细了解原有评估之后，宋映泉发现那些评估在样本量、对照组选择、评估方法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
宋映泉对互济基金会的做法颇为认同，认为“未来希望幼儿班一村一幼”项目“精准地帮助到最弱势的人群”。此前，宋映泉对迈克尔他们实施的“未来希望幼儿班”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在中国村级社区做低成本幼儿园的公益项目，德国人迈克尔担任首席代表的“互满爱人与人”是发起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希望幼儿班”是中国好公益平台51个“优质公益产品”之一。
2018年6月1日，迈克尔专程到北大找宋映泉，再次邀请宋映泉团队为“未来希望幼儿班一村一幼”项目做评估。这一次，宋映泉答应了。
宋映泉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据他观察，学前教育领域的问题之一是一些重要研究问题被忽略，许多干预项目是否有效缺少科学评估。这个评估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此外，“从教育财政的角度看，如果这个模式可行，将来可以考虑建议政府把它当作一种办园模式来推广”，他说。
在与互济基金会交流中，宋映泉想到此前来办公室交流的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三一基金会”），觉得其“科学公益”理念与互济基金会项目评估需求颇为契合，于是就建议他们向三一基金会寻求评估经费支持。
巧合的是，从2017年开始，互济基金会就与三一基金会互动不断。早在互济基金会正式注册前，三一基金会副秘书长沈丹玺就注意到了“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并对其扎根农村社区探索儿童早期发展的路径颇为认同。
项目论证阶段，沈丹玺觉得，“未来希望幼儿班一村一幼”项目评估符合三一基金会“推动科学公益”的使命，便有意进行资助。
她认为这将是一笔可能产生巨大“回报”的“投资”，“除了为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还能够进一步明确‘一村一幼’项目规模化的可能性，以及了解一线公益组织的发展需求、评估认知及话语体系。”
“为了证明村一级也可以开办质量很高的幼儿园”。这是霍思瑞对这项评估最大的期待。此外，她还希望这项评估能够指导在地团队更好地运营农村幼儿园，以及让项目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
过去两年，互济基金会“一村一幼”项目教育顾问李建才经常到互济基金会“一村一幼”富宁项目点走访，每次去都能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这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在他看来，公益组织介入儿童早期发展干预，是一件“真正能够改变贫困地区孩子们命运的事情”。他希望这个项目评估能够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并且帮助他们针对具体问题做出改变。
三一基金会秘书长李劲觉得这项评估资助符合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我们想给行业一个信号——很值得在项目效果验证上花钱。”他对这笔“投资”还有更大期待。
“目前，公益行业内捐赠方和好项目之间的落差、捐赠方对成效评估的投入程度远低于关注程度等，都是亟待解决且有价值的议题。这些议题点如果放大，也许就会引发部分机构愿意投入、驱动改变。”李劲认为。
“把脚扎在泥土里”
这是一笔为期两年、“投资”高达130万元的公益项目评估，其复杂度和资金额度在业内并不常见。
起初，项目进展并不是很顺利，三方一直磨合到9月底，合同才最终定稿。
更多的是理解与协商。在资金尚未到账的情况下，宋映泉团队借助其他方法，于2018年9月初在项目地完成了预调研。宋映泉团队的想法是，如果再往后拖，评估团队所采集的数据就不是干预项目“基线调查”数据了，这将影响项目的干预效果分析。
2018年10月10日—19日，“一村一幼”项目评估基线调查在富宁县展开。这次调查由61位来自云南文山学院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担任调研员，北大财政所、云南文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两个研究团队10位教师负责带队，共完成了65所幼儿园1300余名幼儿的发展测查和70个班级的学习环境评价，并完成了其他相关人群及所在社区和村委、乡镇的问卷回收工作。
整个调查过程殊为不易，互济基金会在云南富宁管理的48个项目幼儿班的孩子多为少数民族，沟通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调研员需要找大一点儿的孩子或者老师帮助翻译才能完成调研。调研期间，负责这次项目评估具体执行的北大财政所科研项目主任张眉和调研员们大部分时间住在乡下收费五、六十元的小旅馆，有时甚至需要住在乡镇居民家里。
大约90名孩子对调研测试没有反应，这引起了宋映泉的警惕。社会情感缺失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基线调查期间，宋映泉曾到富宁县县城一所幼儿园参访，宋映泉注意到一个孩子，一直站在幼儿园走廊里望着妈妈离去的方向。他了解后得知，孩子与打工归家的妈妈待了几天，舍不得离开妈妈。宋映泉他们试图安慰这个孩子，但都无济于事。
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富宁县很多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寄宿。“留守对孩子们的社会情感发展有很大影响。社会情感发展得好，孩子们可以向社会正面地表达爱、关怀与责任，反之，则可能伤害自己或者别人。”宋映泉说。
眼下，城乡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鸿沟在拉大。张眉认为，对于偏远地区的儿童，未来需要进行更多元、更综合的干预。
还有更多关联方在推动这项评估。云南省教育厅派了一名学前教育专干陪同宋映泉团队完成预调研，富宁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为这个项目昼夜加班，云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给调研团队“支援”了两名研究生，这两名研究生后来还为富宁县的几所幼儿园带来了培训机会。
当地合作伙伴的全心投入让张眉印象深刻。富宁县教育局一名幼教专干甚至为了协调这个评估项目放弃了国庆节休假，张眉过意不去，提出要给一些劳务费。对方谢绝了，说“你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再要劳务费就很不好意思了”。
在李劲看来，无论是项目方、评估方、资助方，还是其他关联方，在“一村一幼”评估项目进行阶段，都“把脚插到泥土里”。
基线调查期间，沈丹玺和三一基金会项目官员严钎也到现场走访。一连几天，他们跟着调研团队到处跑，观察调研员们做测试、访谈、收集数据，访谈“一村一幼”项目点的园长和老师。走访过程中，沈丹玺他们加深了对项目的认知，并把一些项目建议反馈给了互济基金会。
难能可贵的是，互济基金会一线团队对项目评估有较为充分的认识，过程中一直与评估团队学习问卷制作、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这对公益伙伴而言，是一次内部能力建设的过程。”沈丹玺说。
对于三一基金会而言，这也是资助官员培养中的一次练兵机会。在沈丹玺看来，作为项目资助方，通过实地调研快速学习所资助项目所在的领域，是资助官员必备的一项重要的能力。此外，实地调研项目有助于资助方更好地与项目方、评估方进行对话，还可以将项目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公益伙伴。
在加入三一基金会成为资助官员之前，严钎在一个公益机构做项目执行。在实地探访期间，她尽量换位思考，从项目方的角度去想如何利用好这次评估机会。
在资助型基金会项目官员的培养上，三一基金会发起人梁在中是有“野心”的，他认为“好的项目官员是磨出来的”，并且希望三一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要成为其所在领域的绝对权威”。
“这就要求我们的项目官员有眼界、耐心、恒心和信心，项目官员只有到复杂项目里‘打滚’碰得满头是包，身上有一些东西‘洗不干净’了，就沉淀下来成为能力了”，李劲说。
“连接者”和“促成者”
评估项目进入基线调查报告撰写阶段，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直到外部环境陡然发生变化。
2018年11月4日，富宁县教育局告知互济基金会，在上级政府的引荐下，富宁县教育局获得一个新项目的支持，新项目将支持在富宁县招募符合条件的幼教志愿者，将村里闲置房舍资源布置为活动场地，志愿者经过培训后以“送教入村”方式为幼儿就近提供早期启蒙教育。
新项目进入富宁县，可能影响“一村一幼”评估项目的实验组、对照组，幼儿园教师薪酬、学生来源、教师培训等或将受到“干扰”。这是“一村一幼”评估项目参与各方始料未及的。
一场决定“一村一幼”评估项目“生死”的论证开始了。在三一基金会的推动下，互济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专程赶到北京，与北大财政所、三一基金会商讨解决办法。
那次会议上，李劲给出的态度是:三一基金会对项目评估不预设任何结果，如果评估中的各项指标、数据的效度还能保证一定水平，评估可以继续进行；不强求做，万一因为外部因素“干扰”导致评估无法进行，三一基金会可以选择离场。
“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项目评估本来就需要客观”。李劲一直这样认为。
彼时，沈丹玺认为各方需要回到“科学公益”的逻辑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实事求是，把问题剖析清楚”。“与实验室里可以控制所有变量的实验不同，社会试验在进行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沈丹玺认为。
最终，宋映泉团队经过慎重考虑，建议互济基金会、三一基金会将评估项目继续做下去。其间，互济基金会提供了很多证据，认为新项目进入富宁县对“一村一幼”项目的影响并不太大。
“一村一幼”项目评估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冒出新的问题，好在三方始终采取互相尊重、友好协商的态度。
早在项目预调研阶段，宋映泉团队在实地走访中发现，当地交通极为不便、泥石流频发，在确保调研样本量满足评估要求的情况下，考虑到调研团队的安全，计划将样本量从原定的75所幼儿园调整为65所。
这一变动引起了三一基金会的强烈关注，他们追问宋映泉团队这将对评估结果“实际”、“确切”产生多少影响。这让宋映泉颇为感慨：“三一基金会总是把尊重科学性放在首位”。
项目遇到问题时，李劲的表态至关重要。在外人看来，李劲总能给合作伙伴“释放很重要的信号，增强他们的信心，并且能在具体的问题解决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即使项目经验丰富如李劲，也不否认“一村一幼”评估资助是一个“复杂的case”。如何在“复杂”中协调各方利益，并且将“科学公益”理念贯穿始终，这很考验三一基金会的智慧。
三一基金会表现出了极强的边界感。“我们虽然是出钱的一方，但我们不是最重要的关联方。我们是积极的资助方，所处的位置要超脱于具体事物，我们主要的角色就是一个统筹者、协调者。”李劲说。
沈丹玺把三一基金会在这个项目中的角色定义为“连接者”和“促成者”。“我们不会去设定合作伙伴的工作，而是去想如何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以及在合作伙伴的需求之上，挖掘更多的价值，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她说。
此前，严钎做过几个项目评估资助，她发现，项目方往往容易对专业评估团队产生依赖心理，认为他们是“万能的”，能够诊断出所有问题。“实际上，评估所能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项目方必须更主动地与评估方沟通，才能把评估做好。”严钎说。
项目进程中，三一基金会“有意识地往后退”，推着项目方主动与评估方沟通。“学术研究团队与公益组织之间的话语体系肯定会有差别，资助方应该在中间起‘翻译’作用，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连接双方，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需求、达成共同目标。”沈丹玺说。
除了做好“连接者”和“促成者”，三一基金会还想在资助项目中做更多事。梁在中有个观点，“资助型基金会不仅要提供资金，还要提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
从项目到工具、技术
不同的公益项目评估报告，遭遇着不同的命运，有的是项目方花钱做出来给资助方看的，有的评估报告出来后就被束之高阁，只有少数评估报告，实现了评估项目过程、成效或影响力的价值。
“项目评估是通过一套工具去验证我们的假设，这些假设通过评估可能被证实，也可被证伪，但最终这个结果都让我们知道一个项目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沈丹玺说，“我们不是通过评估去评价这个项目，而是让项目方更科学地认识自己的价值，以及未来可能实现的价值。”
2019年春节前后，宋映泉团队撰写的“一村一幼”基线调查报告出炉，三一基金会立即在北大组织召开报告解读会。
三方都对报告内容提出各自的建议，比如，报告里有一个数据显示，项目园老师与县城中心幼儿园或县镇幼儿园老师之间在某个指标上有区别，互济基金会工作人员会从一线具体情况作出解释；再比如，项目方对“社会情感”之类的专业名词不甚熟悉，三一基金会建议评估方在报告中附上具体解释。
基线调查报告之后，这个项目还有第一次跟踪调研（2019年5月）、第二次跟踪调研（2020年5月），以及对应的两个调研报告。预计2020年9月，项目成果将对外分享。
除了“一村一幼”项目评估资助，三一基金会还支持了“以县带村在线支教”、“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部分资助）、“一个鸡蛋”等项目评估。不过，这样直接的资金支持，在三一基金会往后的评估资助版图中占比会越来越少。
这并非是钱的问题。此前，对于“一村一幼”这笔花费130万元的评估资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很贵”。但这符合三一基金会一贯的资助风格——不限领域、不限金额，一切从项目需求出发。
事实上，原因之一是这与三一基金会的部分价值观不符。“相信科学赋能使公益活动简单易行”，这是三一基金会“3E”价值观之一“Easy”提出的要求。但类似“一村一幼”评估资助这样的项目，关联方众多、环节复杂、周期漫长，且有较大的风险，很难在公益行业内推广。
这亦与梁在中对当下中国公益捐赠现状的思考有关。他认为中国的捐赠缺乏一种人文关怀，“仿佛捐钱成了完善自身精神需求的一个动作，而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捐赠行为产生了什么社会影响，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
“捐赠人、公益人不要再停留在‘苦情捐赠’，而要关注结果，关注对社会的真实影响力，让捐赠更科学，让公益更专业。”梁在中曾这样表示。
三一基金会的愿景之一是“成为中国公益最有力的支持者”，这要求它的资助效果必须具有更广大的行业价值，起到“催化式的杠杆作用”。
李劲透露了未来三一基金会可能的项目评估资助格局：少量资助公益项目做评估，把重心放到公益项目评估技术和工具的开发上。“借助评估技术和工具，公益机构自己可以对一些小型的、不那么复杂的项目进行评估。这可能对行业的帮助更大。”李劲说。
相关尝试其实早已开始，并已陆续“开花结果”。2018年4月，三一基金会作为出资方之一参与发起了“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这个平台的目标包括“制定并推广公益行业评估标准”、“培养评估专业人才”等。不久前，这个平台发布了《中国公益行业资金流动调研报告》。
当“一村一幼”项目评估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李劲曾想过它可能给基金会带来的风险。但他转而又想，基金会在做资助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也在所难免。“对于年轻的资助官员来说，这是一次成长的机会。这种成长所付出的成本，需要基金会来承担。”李劲认为。
在很多人看来，项目资助就是“给钱”。李劲不这样认为，资助不是谁都可以做的，“它首先是一门技术，同时还是一门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