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费孝通《乡土中国》
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把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整理出来并结集出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社会”这个话题带到大众眼前。同一时期的潘光旦、李济等学者也在“中国社会”这个领域深耕,并获硕果。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许许多多的学者置身于中国农村,观察社会“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nter fo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 Education,以下简称CEEE)团队致力于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实地考察,多方验证,并积极推动研究成果走向应用。三一基金会启动“三一学者”项目,资助在农村发展、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
在11月16日(周五),我们邀请了关宏宇和常芳两位三一学者,为大家分享他们在中国农村学生教育和成长方面的研究成果。
分享主题一
农村学生视力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以看清未来项目为例
演讲人:关宏宇
乡村少年们的『手游化生存』
日上三竿,还赖在床上组队“打野”,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去“吃鸡”。
留守家庭的『手机带娃』
从“熊出没”到“小猪佩奇”,4岁的小女孩老老实实地盯着屏幕看3个小时。
沉迷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在中国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已相当普遍。据扬州大学在今年7月份公布的针对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状况的调查显示,超过77.3%的孩子经常用手机上网,农村儿童的上网时间平均高于城市儿童。刷视频、打游戏和网聊,占据了孩子们90%以上的上网时间。
夜里两三点还在“摧毁防御塔”,即便困得手机要砸到脸上,也要“血战到底”。
①
最直接的后果:视力下降。
今年7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这是首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报告显示,部分区域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视力不良检出率四年级超过60%,八年级超过80%。
根据目前的调研数据,中国学生近视率已高达88.5%,近视中小学生已经超过了1亿人,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率成逐年上升趋势。
反观其他国家,如美国青少年的近视率约为25%,澳大利亚仅为1.3%,德国的近视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②
中国学生的近视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中国近视患病率排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前列,近视总体人数高居第一。
在《国民健康视觉报告》中,有这样一则数据,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占据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③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今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上升为国家战略。
过去在农村,视力不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最近这几年,农村学生的视力不良上升速率已经开始超过城市,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谈及日趋严重的青少年视力不良问题,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10月29日《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
早在四年前,三一学者们开展为期1年的《看清未来:保护视力提高成绩》调研项目,在2012年-2013年间,对中国陕西和甘肃地区252所农村小学的19997名小学生进行高质量的视力筛查。
在三一学者们进行基线调查后发现:视力问题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估计约有1千万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存在未矫正的屈光不正问题,平均来说每3个孩子就有一个可能是近视。
④
眼镜在800年前就发明了
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
在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学生戴眼镜。
究其原因,三一学者们发现,眼镜较贵、缺乏视力保护服务、学校低效率的视力关注是导致仅有6分之1的农村学生戴眼镜的主要原因。
以陕西榆林地区为例,下设10个县,平均每个县有28万人。但这28万人里,平均只有1个眼科医生(平均仅接受了11年的教育,大概相当于高中水平)和4个私人眼镜店,30%的私人眼镜店的验光师没有验光资质。
如此不均衡的医患比例让孩子们很难配到合适的眼镜,一些无法及时得到视力矫正的孩子可能将永远无法看清楚这个世界。
⑤
农村学生视力问题如此严重,该如何去缓解呢?
一直扎根在农村做基线调查的三一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村学生视力不良问题背后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探索真正有效且便于实施的解决方案。
同样让人忧心的还有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三一学者们发现我国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差,远远落后于城市学生,而这与乡村教师流失有必然的联系。
分享主题二
优绩优酬:教师激励与学业表现的实验研究
演讲人:常芳
吾本爱教育 无奈薪资低
在今年4月份,广西百色、河池、柳州、贺州、来宾、崇左等9个设区市招聘一批乡村教师,每市均出现数百个岗位无人问津的现象,共2230人。一些地方因此降低条件进行“复征”补招,如无专业限制、放宽学历要求、不用笔试、直接签约等,同时承诺提高收入待遇,但依然有大量岗位无人报考。
这已不是首次。2015年以来,各地乡村教师招聘不时出现空缺现象。乡村教师招聘频频遇冷,折射出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到基层乡村当教师的社会现实,而背后是乡村教师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
三一学者们在走访一线教师时经常听到这样说:
即使我们想帮助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但是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评职称取决于有多少孩子能考上好学校,所以我也只能关注那些好学生……
为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2009年国家出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三年后,三一学者们对300多所农村学校的调研结果显示,46%的学校还没有实施绩效工资。即便是在那些实施了绩效工资的学校,绩效工资方案五花八门,根本没有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没有起到激励作用。
三一学者们从优绩优酬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师激励与学业表现的实验研究,为农村学校探索可行、有效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并与政府、学校等利益相关方分享这些结果,推行更有效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
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方案最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且促使老师同等关注所有学生,同时提高学困生和优等生的学习成绩。
在11月16日周五14:00-17:00,三一基金会邀请到了关宏宇和常芳两位三一学者,为大家分享他们的调研成果,并以TED演讲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分享社会调查中的实验研究方法,为社会工作着提供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