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公益 01 | 朱健刚：公民科学塑造现代公益
2020春夏之交，三一基金会资助、沃启基金会执行的科学公益案例研究成果已然成型。这项前瞻性的研究由周鹏博士完成，最终产出了1份研究报告和8个案例。我们将连续推送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作为开篇，我们首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撰写的序言。朱健刚认为，公民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建构现代公益的两大要素，而业内呼之欲出的科学慈善应该落实在每一个公益项目的细节中。他认为这本案例集开启了对科学公益的实践，期待对这些案例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将反思和批判建立在证据和逻辑之上，这正是科学公益的精神内核。
公民科学塑造现代公益
在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在2019年启动了“中国公益实践中变革理论与实证方法论运用案例研究”项目，旨在对科学公益的相关问题进行介绍与解读。摆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好友主编付涛嘱我写序，虽然我自知学识浅陋，但是情义难辞，就勉强写几句我的一些浅薄的思考。
在我看来，一种可以被称为现代公益的现象应该包含两种价值假设，一、它假设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受助者和施助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享有对等的权利和责任。二、它假设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是理性的，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围绕着目标，行动者有着清晰的策略和方法。正因为这一点，现代公益就应该是科学公益，而且还应该是人人都可以去理解、掌握和使用的科学公益。所以现代公益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公民科学。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去排斥和否定其他的非现代公益，其实无论是宗教慈善，还是宗族的慈善以及后现代公益，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中都有着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对于有志于现代公益的行动者来说，科学公益无疑应该是它本来就有的精神。
然而，假设虽然丰满，科学公益的实践却非常骨感。在诸多政策和法律越来越鼓励的现代公益实践的过程中，慈善资源的总量虽然显著增长，但是公益的科学性却仍然亟待提高。许多公益项目还存在慈善家拍脑袋、职业公益人士不专业等怪象，导致了不少看起来应该是现代公益组织的专业能力却似乎还滞留在“业余”的状态： 资源类组织缺乏对公益资源的有效动员和整合，服务类组织缺乏对服务需要的有效供给，倡导类组织缺乏对公益行动的有效组织和社会影响，公益项目的产品化和规模化之路更是步履艰难。由此导致爱心衣物过剩、暑期支教形式化、夏季洪灾发棉被、孤寡老人发短裙等“无效公益”的现象层出不穷。科学公益的缺失，既造成社会资源极大浪费，也损害了公益慈善的社会价值和公信力。究其原因，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工具与方法运用是制约国内公益组织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症结之一。
但是，科学公益毕竟不同于信仰公益，有一本类似《圣经》这样的宝典就可以让信徒团结在它周围。事实上，科学是一个通过证伪来不断更新知识的过程。对于什么是科学？如何理解不同的科学方法彼此的冲突和竞争？如何能够让普通公民也掌握和应用科学及其技术？如何看待科学公益这一视野本身的局限?这些恰恰都是科学公益的拥趸者自己要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显然才刚刚开始。
鉴于此，本案例集的主编付涛和他的团队调查、采访和写作了8个科学公益的案例，以展示在中国，科学公益的最优实践是怎样的。这些案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看见未来”展示了实验科学的最严谨的方向。而新一千零一夜以及慧育中国的案例，展示了实证科学的魅力。壹基金案例等展示了一种管理科学的探索。陕西妇源汇、社区参与行动以及绿耕乐明村的案例在我看来，其实是实证科学的对立面，因为它们都是以人为本，基于人的需要而采取参与式发展的思路来进行项目的设计，在广义的科学研究中，它或许应该属于迈克尔·布洛维所说的反思性社会科学。江门的案例则展示出以证据为本/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的社会工作方法。这些案例的科学方法显然不尽相同，甚至会彼此对立，但是这恰恰展示了科学公益的多元性。它们彼此可能冲突，也会有竞争，但是理性的对话和严肃的辩论，恰恰可以展示出科学公益的生命力。
已经有学者在呼吁中国需要一场科学慈善运动，而我觉得科学慈善更应该落实在每一个公益项目的细节中。这本案例集开启了对科学公益的实践，我祝贺它的出版，同时也期待着对于这些案例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唯有这样的反思和批判，有关公益的科学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朱健刚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