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公益 03 | 科学公益案例初探（上）
2020春夏之交，由三一基金会资助、沃启基金会执行的科学公益案例研究成果已然成型。这项前瞻性的研究由周鹏博士完成，最终产出了1份研究报告和8个案例。我们连续推送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科学理论、方法或工具是如何在公益项目运用的？
周鹏博士在他撰写的研究报告——《科学公益案例初探》（上）里，通过文献回顾将我们带入科学公益缘起的国际、国内脉络，同时基于三一基金会的科学公益框架，回答了“科学公益是什么”的问题。提升公益效能是未来公益行业应重点关注的方向性议题。看似抽象的科学公益，其背后就蕴含了如何遵循科学价值、应用工具和方法提升公益实践效能的逻辑。
导言
这是一个关于科学公益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尝试在中国现代公益短暂的发展历史中，识别出那些蕴含了理性求实的科学价值、基于科学理论并应用了科学方法和工具并最终取得成效的公益项目，对它们进行描述性和探索性的分析，以通俗易懂的叙事语言，帮助公益实践者对科学公益概念，以及公益项目如何应用科学方法和工具提升效能的总体过程进行了解。通俗一点讲，这个案例就是尝试描述和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公益实践项目是如何体现科学价值的；科学方法和工具是如何在公益项目中应用的；它们与公益效能之间的相关性或因果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初探，是因为不论科学公益的概念阐释还是理论构建，都还需要大量更为深入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本研究中行动导向的案例，为实践者提供一个理解科学公益理念框架的视角，倡导公益行业重视项目的效能，同时也对下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对科学公益的疑问
要做好一个案例研究，就要对案例包含的基本概念进行清晰和明确的理解。显而易见，在本案例研究中，需要了解什么是科学公益。将科学和公益这两个宏观概念组合在一起并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梳理中外文献，很难发现统一的解释，就像学者吴国盛所言：“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这个模糊不清的界限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1] 在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视角下，对科学的解释可以是哲学的、方法的抑或是工具的，科学既是科学家从事的聪明人的工作，也是指导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而现有的对公益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它既可以是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也可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既有传承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传统，同时也包含国际视野中的援助和参与发展。科学公益强调逻辑、理性和事实，似乎与目前主流的公益所普遍强调的感性和人文˙主义有些格格不入。因此要回答什么是科学公益这个问题，恰当的解释取决于对以下问题性质的把握：谁在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对科学公益的理解
首先，科学公益是由中国公益实践界而非科学界提出的，它并不是指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公益（全球范围内的确有很多公益组织在资助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而是指如何遵循科学价值、应用工具和方法提升公益实践的效能。2018年，三一基金会提出科学公益这一理念，随后致力于发展一套科学公益的话语体系和项目框架以贡献于中国公益的行业发展。本案例研究就是三一基金会科学公益战略下资助的一个行业支持项目。鉴于科学公益概念的抽象性，在这一概念提出的初期，通过案例来对概念进行具体的阐释是一种可行的做。
其次，在对过往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反思中，三一基金会发现，中国公益行业的有效性明显不足，既无法有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无法作为第三部门在公共政策倡导和与商业的互动中有效对话。究其原因，主要是公益从业者知识和能力的缺失。公益从业者虽充满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但对社会理论的理解和对科学方法工具的应用能力不足，直接导致了当下公益效能低下的现状。
回顾科学史发现，只有在传统科学范式出现了大量反常情况时，科学家们才被迫思考“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是真正的科学的解决办法”。当下的中国公益同样出现了类似问题，频频出现的公益丑闻直接将中国公益行业导向对财务透明度的追求而忽略效能的提升，而公众的参与热情高涨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当下的公益工作更加注重筹款而忽略效能，一味追求资源的获取而非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公益行业范式反常的显著体现，这也激发实践者们思考：“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公益问题？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才能真正助力公益效能提升？”
我们看到，为回答上述问题，三一基金会提出了科学公益的解决方案。科学公益的基础是科学精神、方法和工具的协调和统一，科学精神可以帮助公益实践者自觉的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思考和分析习惯，不为一时表象所迷惑。尤其在面对较为复杂、不同学说和方法来源极多的社会问题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尤为重要，因为与科学思维相伴的科学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制定实践方案、预测未来、减少冲动和盲目，更有成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科学调查和研究才能获得社会问题的真知；只有通过科学试验和客观观察才能确认什么干预和什么原则是有效的；只有对公益实践过程进行科学评估和经验总结才能产出应用型知识，最终才能促进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科学公益鼓励公益从业者追求客观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倡导公益行业将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成熟理论、方法和工具应用到公益问题的识别、项目设计和评估环节中，以此达到提升公益效能的目的。三一基金会提出的科学公益概念框架，为我们开展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引，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本案例研究。
文献回顾
在国际层面，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简单的赈灾济贫，一种是帮助人自立[2]。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后者日益占据上风，形成所谓的“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话语。其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求进行切实和科学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而更进一步，慈善思想趋向又分为两派：一派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慈善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敦促帮扶对象通过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而培养懒汉，其蕴含的假设是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另一派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是社会机制的不公正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该把重点放在治理不公正的根源，使机会更加平等，这种思路倡导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特别是要从制度上普及教育、医疗，解决贫困以及敦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随后因为劳工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行其道，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从欧洲传入慈善文化盛行的美国，这些社会的变化最终作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才促使了美国的现代大基金会模式的创立，使相对零散的捐赠变成更加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发展更多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于仁爱和利他精神，这奠定了后续20世纪繁荣发达的公益事业的工作基础。因此在国际公益慈善事业中，科学和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不用特别指明的主流范式，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到公益实践的不同工作中，政策制定者、学术者和实践者之间也搭建了形式多样的对话平台，及时进行经验分享和知识生产。
在国内，虽然也有学者[3]对公益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语言学视角的历史回顾，认为虽然这一概念是外来语汇，但其蕴含的仁爱利他的价值一直存在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同样的理解也出现在政治哲学、社会学对中国公益事业的研究结论中。显然这样的观点也在影响着中国公益的实践工作，使本土的公益慈善研究与实践一直无法突破基于情怀的传统慈善视角，忽视提升公益效能的科学性诉求。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被看成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全国性现代公益基金会，其成立背景是因为当时的妇联组织体系需要接受国外捐赠， 这依旧没有突破传统慈善的视野[4]。直到1980年代开始，参与式发展、人的发展、社会性别等国际社会倡导的“科学的公益事业”的理论和方法才被国际组织逐渐引入，并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达到高潮。到了2008年，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本土社会力量开始关注公益领域，并愿意以一种持续、稳定的方法开展公益行动，形成了中国公益的快速发展期。虽然社会创新、社会工作、社会企业、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等不同的概念和话语层出不穷，但本土慈善思想并没有在这段高速发展期形成主流的范式，不同部门（Sectors）的社会对话机制也没有被创建起来。梳理过往中国公益发展的案例，我们发现1995年世妇会之后的案例研究非常强调价值、尤其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学者和实践者共同进行的知识生产工作也一度变得非常活跃，但近10年中国公益的案例研究停滞不前，一方面集中在新概念的提出和阐释、法律制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在公益行动的实践和科学性论证方面很少触及，另一方面研究和实践也表现出明显的分野，导致实践者自己梳理的案例无法上升至理论层面，而学者的案例产出又被实践者认为不接地气，无法指导自己的具体工作。如果以1980年代为起始，经过40年的公益发展，可供公益实践者应用的知识生产和经验仍然非常匮乏。
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近两年来“科学公益”和“理性公益”都已经出现在公益实践者的话语中，这意味着至少在行业内部，已经开始重视公益价值的理性和客观性、以及公益方法工具的逻辑和循证性，也意味着对中国公益实践者而言，进行科学公益框架下的案例梳理在当下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鉴于科学公益的概念还需公益领域共同建构并促进共识，通过生动、具体的案例来阐释对科学公益的理解，无疑可以抛砖引玉，激发不同领域的讨论和对话，产出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和论述（待续）。
以上文章来源于沃启基金会 ：作者周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