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长青丨 三一基金会十年

这是三一基金会的故事。

万物生发都有其动因，动因往往又关联着其他事物发展的结果。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事物因缘际会交织在一起，便有了新的事物。

1986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梁稳根与几位友人在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建立了一个焊接材料厂，三年后更名为三一集团。“三一”取意“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在梁稳根的带领下，今天的三一集团已跻身中国最知名的民营企业，也是全球重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三一基金会的发起人，就是梁稳根先生的孩子，梁在中。

梁在中的母亲是妇产科医生，接生过两万多名婴儿。年幼时母亲经常向儿子夸耀自己手术做得多快，伤口切的多小，见年少的儿子不解，母亲便补充说：快一分钟，病人就少一分钟的痛苦，伤口少半公分可以提前几天康复。那时父亲还在创业，一家人过着普通的生活。父亲总提到产业报国，梁在中回忆时提到，“那真的不是口号，从小到大我就听他说，没人的时候也说。如果是假的，他对外面说一说就算了，对儿子也这么说，一天到晚提，就是真的。”

父母的教育源自时代精神与个人信仰。彼时的梁在中只是懵懂地接收到了信息，缺少适当的经历，他还无法全部理解这些意味着什么，直到自己“关键时刻”的到来。

2006年，梁在中完成本科学业，回国期间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了助学工作。最初都是支持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但与传统资助不同，大学前的暑假这些学生会被邀请到三一参与假期实践，以便在上大学之前能对工作有所认识，也希望他们通过工作挣到自己第一份奖学金，这样也有尊严。因为这些孩子都很优秀，许多人都进入名校并保送研究生，不少后来还去了海外名校。梁在中的理念是，只要能考上研究生，就资助到研究生，能出国，出国的学费也都付。他会和这些学生说，社会给了这样的机会，未来成长了要反哺社会，但不需要反哺三一。

这些资助在物质上帮助了他人，也为自己带来了心灵和思想的考较。梁在中意识到这些孩子都非常优秀，如果这些孩子有同样的机会，也能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这段经历让他从对同龄人的简单关怀转向了有关公平和社会结构的更基本的思考，进而得出了一个看似稚嫩、却又恒久吸引着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结论：这个世界不够美好，我想让它更好一些。

为了在助学工作的基础上更系统和专业地开展公益事务，2013年12月31日，三一基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发起人梁在中担任理事长，基金会的首任秘书长是时任三一集团战略发展办公室的总监陈立军。

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延续了助学工作，项目的正式名称是“圆梦助学”。这时的助学已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纳入了研究的视角。梁在中在国外深造时了解到，公益的结果是可以被测量的。西方现代公益慈善有一整套清晰的理论，通过符合逻辑的变革路线设置基线，经过一系列干预后再测量终线，以此了解公益的有效性和结果。好的测量能够准确描述公益的价值，在一定情况下还能影响社会政策。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圆梦助学的效果，2014年，基金会迎来了第二任秘书长冯罡。冯罡与梁在中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两人因此结识，并有机会交流各自有关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的想法。冯罡对圆梦助学非常感兴趣。过往圆梦助学主要支持已考上大学的学生，但高中其实是教育资助中最薄弱的环节。因为高校的助学金覆盖率达到20%，能够覆盖所有贫困生。而在普通高中，有7%在校贫困生得不到任何的资助。因此，参照国际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1】的模式，圆梦助学开启了更规范化的研究。

2014-2016年，基金会每年从中西部的高一新生中选拔200至300名贫困学生进行支持并加入实验组，同时随机抽选300至500名贫困学生进入对照组^【2】。圆梦学子一经入选，在定期汇报信息和达到资助条件的情况下，将获得之后全部求学阶段的资助资格。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进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简称RCT^【3】）。

RCT的原理简单，但实施起来异常复杂，其中涉及到方案设计、数据收集、过程监测、资助信息的真实性验证以及可能的伦理问题，而且成本高昂。对刚成立不久且缺乏经验的基金会来说，开展如此大规模的RCT是很大的挑战。早年由于缺少经验，实验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研究开展得异常艰难。直到2019年，在2016级的学生全部毕业后，基金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潘昆峰教授及北京大学的何章立博士，对数据进行梳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在校成绩、高考情况等学业表现方面无显著差异，但接受资助本身会对受资助者带来心态上的正面影响，这些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回报社会、建立自尊、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等方面。研究和评估本身是为了更好地优化项目，除了内部的梳理总结，基金会还专门举办了数次活动介绍研究结果，希望通过与同行分享经验来讨论、交流未来如何更好地开展这类项目。潘何两位学者也依据研究撰写了《科学公益与教育减贫——贫困高中生资助项目的效果评估》，2022年2月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书中详述了国际CCT的相关研究、圆梦助学项目的模式、遇到的挑战，以及基于访谈和研究数据的结果分析。

2015年下半年。基金会从三一集团产业园区搬到五道口，并将办公室打造成了一个实体空间——3ESPACE。早年在讨论基金会定位时，冯罡和团队仿照三一集团的“三一”，商量出了“3E”，代表Easy（简单易行），Enjoyable（乐在其中），Effective（卓有成效），作为基金会的价值观。

2016年，冯罡从基金会离职，赵文洋接任秘书长。基金会此时已经开启了第二个项目——3ESPACE。作为一个实体的公益开放空间，3ESPACE最初的定位是希望影响未来的公益人和捐赠者。由于五道口附近名校汇聚，3ESPACE活动大多免费，因此逐渐有了品牌效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许多创新的公益项目被邀请前来路演，学者和媒体人也在其中讨论交流一些先锋议题。那时的三一被同行看作是行业“有些另类的二次元的基金会”，员工都很年轻，空间的装修也不贴合主流，来访的人都觉得新奇有趣。

在团队的规划中，3ESPACE将发展成一个赋能平台，能够帮助好的项目做筹集、倡导、原型设计、评估体系。随着经验的积累，3ESPACE逐渐明晰了工作模式。2017年初，借助基金会办公室迁至交道口的时机，3ESPACE推出了孵化器业务。孵化器为项目发起3年以内、核心成员5年以下的团队提供联合办公场地、能力建设及资金支持。有灵且美、造梦公益、融易咨询等项目早年都曾入驻3ESPACE。伴随着公益行业的发展，3ESPACE也渐渐成为公益行业的常规交流空间，举办了秘书长说、公益脱口秀等一系列传播活动。各类组织也可通过预约举办年会、论坛和其他交流活动。

3ESPACE早期实质上是在做社群运营，主打轻量级活动。虽然举办了多次项目路演，但传递理念、倡导公众的作用大于专业支持。一些投票和评奖后，并未明确如何进一步支持选出的项目。基金会最初希望建立更完整的链条，从轻量活动，到对初创组织提供办公场地、再到对好项目提供资金和能力支持。为了补足链条的最后一部分，基金会决定开展资助工作。虽然圆梦助学也是资助，但是是由基金会员工直接开展的公益事务，3ESPACE则提供了一种过渡，让基金会通过资助公益组织来推动行业的进步。而让三一从执行型基金会成为混合型基金会的标志，就是E掘行动的启动。

2016年，E掘行动第一期在第五届中国慈展会上正式发布。E掘行动希望寻找每个领域的创新项目和做法，并通过配套的评估了解创新模式的有效性。接下来的三年内E掘行动共支持了13个创新项目，既包含音画梦想、一村一幼、看清未来等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项目，也包括互联网信息无障碍、Bottle Dream这类聚焦行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从E掘开始，基金会的资助就秉承了评估视角。除了常规资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项目开展评估，例如提供专项评估经费、评估人员的经费等，以评估促进发展。在基金会历史上，支持的规模最大的评估是 “一村一幼”项目，花费高达130万，引起了不少争议。这项评估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研究所宋映泉教授领衔，前后持续三年。也因为研究扎实，结果显著，研究成果以中国教育财政政策简报的方式发送到了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各地相关政策和实践的调整。2023年，“一村一幼”项目荣获第十二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还专程发来致谢函。

E掘行动还间接促进了另一个组织——“接力基金会”的诞生。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是一个主要由“二代企业家”构成的非营利组织。“二代企业家”是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企业家，既包括白手起家、投身新经济的青年企业家，也包括传承父业、将企业发扬光大的家族企业接班人。梁在中在接力协会中一直尝试带动其他伙伴参与公益。

2017年接力协会在厦门举办活动时，增加一个公益板块，基金会邀请了E掘行动支持的部分项目进行路演。活动当晚举行了慈善拍卖，拍卖款捐赠给路演项目。由于路演反响很好，不久后基金会就成立了“接力专项基金”，专门开展类似工作。但梁在中从长远考虑，希望吸引更多的二代捐赠者，但不希望因为“三一”的品牌让大家觉得这些捐赠只是支持三一的工作，于是2018年底，在接力协会几位伙伴的倡导下，北京接力公益基金会成立，开始了独立运作。

2018年，为了更好的了解自身工作，基金会邀请了深德公益对E掘行动开展评估。除了项目取得的各项成果，在“不足”部分，深德在报告中指出，E掘需要明确目标到底是“打造标杆”还是“提升能力”，这两种目标需要的甄选和资助策略是不同的。由于国内公益行业发展时间很短，标杆型项目本身数量有限，如果设置太多的期待及条件会对资助工作带来挑战。此外，深德还建议加强基金会整体资助能力的建设，这点也符合理事会的期待。

理事会一直希望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官员能在一线得到充分磨练，并且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基金会的资助团队整体偏年轻，虽然学习力强且非常敬业，但是与拥有资深资助经验和眼光的行业专家相比，确实存在差距。并且由于第一期E掘不限领域，项目官员很难积累细分专业的能力。因此，第一期E掘结束后基金会同事及外部顾问进行讨论，做了多个领域的扫描和梳理，第二期E掘将目光定位在了0-3岁早期儿童发展议题。

第二期资助持续了两年。资助团队对相关议题的基本状况、各类模式、主要组织、技术资源等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也资助了一些优质项目，例如童萌亲子园。但是聚焦同样带来了另一项挑战：在同一个议题内，并没有足够多的好项目。与第一期相比，创新、有效且能有一定规模的项目总体上都更少。

2021年，经过与理事会的讨论，E掘行动第三期启动，原有的资助业务更名为公益创投。“创投”意味着更灵活的方式和更宽广的选择。创投不在限于传统的捐赠和资助，而是根据对象的实际需求，从资助到影响力投资都可以开展。业务团队也开始以更类似商业投资公司的方式考察项目，在对组织进行尽职调查、了解行业状况等方面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到2022年底，创投团队筛选了数百个项目，最终与七个项目签订合作协议。这些合作从在西藏开展的儿童与妇女安全保护，到对非洲缺电地区人群的能源支持，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支持金额的跨度也从25万到1000万不等。在此过程中，基金会也对公益行业和社会企业的生态更加了解。2022年，基金会发布了《公益创投手册》，详细介绍了考察项目的策略和已开展合作的案例及其评估结果。这本手册是由能力支持与创投业务的同事共同完成的。能力支持业务在基金会内部会承担帮助其他业务梳理经验、总结知识产品的任务，而这项业务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开展“科学公益”的研究。

三一基金会的使命是“推动科学公益”。理论上说，基金会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科学公益的框架下开展的。但 “科学公益” 为什么重要、是什么、如何实现，基金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

2016年11月，基金会邀请资助者圆桌论坛的秘书长李志艳开展为期两天的战略工作坊。工作坊是从工作细节开始的。当时3ESPACE开展的活动形态越来越多，大家认为工作面太多，希望能更加聚焦。于是列出了每种活动，讨论其意义和效果。但随着讨论的加深，大家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议程，涉及到了更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些，想做的到底是什么。所有成员似乎都感到了某种朦胧的方向，但没法精确的表达。直到李志艳提到“科学公益”这个词，讨论豁然开朗。大家发现之前无论是圆梦助学的研究，还是3ESPACE提到的赋能、支持、平台，其实最终想实现的就是用更科学的方法开展公益。

工作坊结束后，基金会内部很快达成共识，将推动科学公益作为基金会的目标。其后一年，员工们都很兴奋，并且开始进行一系列准备。2017年，在赵文洋的主持下，基金会正式对外提出“科学公益”，并将其写入机构使命。

“科学公益”最初是作为一种口号诞生的。它的理念非常朴素：有许多公益事务抱着美好的初心，但却没能实现好的结果，因此需要用更科学的方式来开展。这里的“科学”就是人们在日常语言中对事情“合理”或是“好”的评价。但一旦被写入使命，且对外发声时，“科学公益”就不能只作为一个口号，而是必须更详细的界定和解释，到底什么才是“科学公益”。为此基金会做了很多尝试。其中投入最大的就是“三一学者”项目。

2017年资助者圆桌论坛的年会在3ESPACE举办。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所长史耀疆教授参加了会议。CEEE团队长期致力于解决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并且是通过以RCT为代表的研究工具开展工作。会议上史耀疆介绍了CEEE的状况及未来计划，询问是否能得到三一的支持。梁在中很认可CEEE的思路，并且正值基金会内部提出科学公益不久，因此希望通过和CEEE合作更好的理解和阐释科学公益。半年后双方签订了协议，发起了“三一学者”项目，项目连续三年为12名青年学者提供每年每人10万元的资金，用于研究和学术发展。项目启动会上梁稳根先生亲自录制了祝贺视频。

项目周期内三一学者参与了数十个公益慈善项目的研究，利用RCT开展影响评估的研究论文占到了国内影响评估领域的四分之一，除了对项目本身的价值和各类社会影响外，有多项研究都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一学者项目发布后不久，赵文洋去了接力基金会工作，基金会迎来了第四任秘书长——李劲。李劲早年在哈佛大学就读，卸任壹基金秘书长之后，这位肯尼迪学院的“学长”被梁在中邀请到三一。“科学公益”是宏大命题，除了三一学者所倡导的方法论，还需要更广泛的探讨和研究。2018年，基金会发布了新的战略，这项历时一年、涉及两任秘书长、经过3个版本修订的战略不再局限于过往的核心项目，而是围绕“科学公益”形成了能力支持+议题行动+公益倡导的思路。发布会吸引了许多行业人士参加，大家都对“科学公益”非常好奇。战略发布后，李劲邀请了一系列著名的行业专家和学者共同研讨，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科学公益的理论体系。同时开始密集资助学者和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李劲担任秘书长期间，为包括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公益慈善学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资助者圆桌论坛、基金会中心网、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等机构提供了资金用于机构运营支持。

2019年，基金会委托ABC美好社会咨询社和沃启基金会开发科学公益的技术材料。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了一个口号：“科学公益——让每一份善意发挥最大价值”。这句话很凝练地总结了科学公益的目的，因此成为了正式的Slogan，在许多场合被使用。2020年，ABC完成《科学公益白皮书》并发布。这是基金会第一份解释科学公益的正式资料。不久后沃启基金会也开发完成了《科学公益案例集》。

在探索科学公益的过程中，基金会内部有过很多讨论。例如大家一直困惑于一些合作，是“购买服务”还是“支持研究”。如果目的是建立科学公益的理论体系，研究者看起来就像是在命题作文，但没有人希望项目资助只是找到学者背书，看起来像付费广告。如果是后者，不对研究者做任何限制，研究者又经常思维发散，且观点难以达成一致，最后出来的结果可能与科学公益相去甚远。理论研究存在一个必然矛盾：思想一事，只有经年累月不间断的思索才可能开花结果。一般的研究资助，研究者要么是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换个说法变成科学公益，要么是保留自己一流的思想，将一些未经严格考究的内容作为项目成果。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之后，基金会对如何解释科学公益，反而更困惑了。不同的学者众说纷纭，也有不少人对提出反对意见。但总体而言，2018-2020年的尝试为基金会理解不同的公益思想、流派、理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看到了非常丰富的形态。

2019年，随着自身商业事务的增多，为了更好的促进基金会的发展，梁在中卸任理事长，由其夫人李赛嘉担任。此外，《案例集》发布后不久，李劲卸任秘书长，由沈丹玺接任。李劲在任期间对许多公益组织提供了运营支持，也以其独特的眼光挑选了不少好的知识产品，例如翻译引进《发展领域项目管理指南》（PMD手册）、支持CDR研发《公益项目实用性监测评估课程与手册》等。

沈丹玺毕业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基金会，是在任最久的员工之一。沈丹玺上任后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 “科学公益”未来的发展路径。依据前期的尝试和经验，几经考虑后，丹玺决定让基金会成立自己的团队，自主研发科学公益的技术资料。公益行业开发技术资料周期普遍较长，且寻求修改意见过程较为简单。新团队制定了不同的开发流程。2021-2022年间，团队使用敏捷工作方法，先后开发了五门课程，并汇总成一门“科学公益通识课”。至今有超过5000名从业者学习了该课程，近30名高校教师使用课程资料教学。此外基金会还开发了《公益领域通识》系列和科学公益案例库，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技术体系。那句经典的Slogan，也被更新为“每一份善意发挥更大价值”。从“最”到“更”，一个字的变化，体现了科学公益精益求精的精神。2023年底，基金会出品了《科学公益指南》。至此，“科学公益”终于从一个口号变成了一种可以被清晰解释的慈善理论。

2020年，除了秘书长的交接，基金会也迎来了地理上的重大变化——由于业务发展，基金会成立了广州办公室。除了原有的能力支持和创投业务，基金会在2019-2022年间陆续开设了四个新的工作领域——公众倡导、技术救援、乡村振兴与探客教育。

公众倡导希望架起一座三一集团员工及公众共同参与公益的桥梁。作为企业基金会，三一基金会的成立和大部分同类组织有很大差异。一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大致按照这几个步骤发展：零散开展公益-形成公益策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建立基金会。但三一基金会建立较早，相对集团事务也较为独立。随着集团的不断发展，基金会才开始反向推动集团的公益事务以及策略的制定。微观上，基金会希望推动三一集团的员工更广泛的参与志愿服务。许多知名跨国企业都有相关政策，通过带薪志愿假期、志愿积分等方式鼓励员工参与公益行动。基金会为集团员工提供志愿服务机会并塑造公益文化。经过评估发现，参与过志愿服务的员工在公益意识/公益价值观、企业文化认同度等方面确实高于未参与过志愿服务的员工。宏观上，随着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基金会也协调内外部专家帮助集团制定针对性的共同富裕方案。这些方案既需要贴合国家大政方针，又需要结合三一特色。这项工作最可见的结果，就是技术救援业务的成立。

无论是三一集团还是梁在中本人，都有长期参与救灾的经历。汶川地震时，时任集团团委书记的梁在中，就带领80余名集团志愿者在一线奋战了13天，打通了3条救援生命线。作为重工业机械领域的领跑者，在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三一的机械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但多年来，都是集团各部门与各地客户单独合作。作为集团整体，无论从应急响应机制还是日常专业建设上都需要更统一的协调。在基金会层面，更关注的是救灾领域协作，例如支持救灾协调会、救灾人员的应急保险等，也未能与集团形成联动。2022年，经理事会决议，基金会成立独立的救灾业务，推动集团形成更完善的救灾机制。2023年初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刚成立不久的团队立刻赶往当地，与集团在当地的人员和供应商协作，调动设备参与救援。后来7月河北涿州水灾时救援业务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除了救灾，基金会响应共同富裕号召、贴合国家政策的另一个新业务是乡村振兴。基金会早年间向高校教育基金、共青团、大使馆、科技馆等各类团体捐赠过数以百万的资金，也长期参与国家精准扶贫项目。随着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结束，基金会也与国家同步转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首个乡村振兴项目点选在了湖南省娄底市道童村。最初基金会邀请了许多专家走访道童村并进行规划设计，随后找到当地合作伙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工作。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基金会发现村子的情况非常复杂，仅靠专家设计和外部服务会遇到许多挑战。村民也并不能真正接纳这些“外来人”。基金会于是决定安排人员长期驻村，获取村民信任。2023年，乡村振兴团队共有7名员工驻村，已成为基金会规模最大的业务团队。

与许多组织乡村振兴的模式不同，基金会的乡村振兴工作更加综合。硬件方面开展了湖泊治理、水网改造、村容改造、路面修建和路灯安装等。软件方面涉及教育、社区营造、村民文化生活等。此外还为村里建立了医疗养老中心，全面摸排了村里高龄老人及患有疾病的村民，针对性的为其提供家居改造、医疗监护等服务。为促进村民收入，基金会还建立了农业基地并帮助适宜的村民建设民宿，结合当地乡土资源开展自然教育，以吸引外地游客游览。

随着基金会整体业务日益多样和复杂，团队也开始不断扩充。2023年，基金会的全职员工已经有近30人，分设北京、广州、道童三个办公室。此时距离2013年12月31日，基金会注册成立当天已过去十年岁月。

沈丹玺在回顾时提到，进入基金会的第二周发过一条朋友圈，提到“在这样的空间里工作妙不可言。”那时在五道口的办公室中间有个台阶，“每个同事都坐在台阶上弓着背抱着电脑，大家酣畅淋漓地讨论着对中国社会，对基金会未来的想象。那是一段‘美好的旧日时光’，但另一方面，那时的基金会也有些许稚嫩，甚至连邮箱发送日历邀请都会觉得新奇。”

公益慈善的愿景往往美好而浪漫，但实践中总是困难重重。有时需要苦苦思索明晰的战略，有时需要反复调整项目的设计，此外还有很多“细节”的困难。例如，施工团队在村子装路灯，按照规划每30米一个。但恰好相邻两户人家，一家门口有路灯而一家没有，没有路灯的邻居很可能会去刻意破坏路灯表达不满。这都是公益事务中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问题非常细小，但却无比真实。

这些频繁出现、让人偶尔萌生退意的细节不断提醒着人们那个古老的道理：理想从来就不会轻易地实现。除了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能与世界周旋的武器。一个卓越的组织既需要远见卓识、超越未见的眼光，也需要脚踏实地、辛苦耕耘的信念。正是这些武器让职业工作者变得明亮而不刺眼，成熟而不圆滑。十年间，基金会虽然历经艰难，但也从未后退。

公益慈善面对的，是世间最为持久而艰深的问题：贫困、疾病、战争……对此，历史上灿若星辰的人类精英苦苦思索，也只是指出了一些朦胧的方向。理论上看，每个参与公益慈善的个体，哪怕是最为微小的行为，都是选择了某种内心认可的“善”。三一集团实业报国的理念、梁稳根和梁在中的慈善精神、许许多多集团员工参与的公益服务与在三一基金会工作过的一百多名同事们，以及无数的合作伙伴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变化，共同塑造了三一基金会今天的样貌。三一选择的“善”，就是希望通过好的思想方法让人们更科学的开展公益。“科学公益”不是完美无缺的结果，而是逐渐变好的过程。“科学公益”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自三一基金会提出科学公益至今刚满六年。六年中科学公益从一种“口号”逐步成形，但远未完善。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时间很短，得益于无数从业者共同努力，慈善事业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原创实践。但在抽象总结方面，可以说还未出现被广泛承认且原创的理论。然而理论的构建何其艰难，更不论其倡导与应用至广泛接受，需要经历无尽挑战和漫长岁月。三一基金会的理想是有朝一日，科学公益能因其生命力成为公益同仁理解公益和开展工作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处在一个世界变动的大时代之中，应当有人及组织有勇气开展新的探索和尝试，从而为公益的历史安放一个路标。能否有所成就或许未为可知，但只要尽力而为，便不会辜负岁月。

“科学永无止尽，公益历久弥新。”这是《科学公益指南》封底上的引言。2013-2023，基金会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对一个孩童而言，十岁是美好人生的开始，对一个组织而言，十年步履之后，当有更高远的眼光、成熟的智慧与坚定的信念。愿三一基金会能保持初心，在科学公益的道路上持续探索，也愿所有心有使命的同道能不熄理想，无畏前行。

撰文 | 王龙玺

编辑 | 林佳敏

[1] CCT项目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资助，但受益家庭必须遵从一系列“条件”，比如保证子女上学、接受医疗保健或其他社会服务。CCT对减少贫富差距、促进儿童入学率有显著影响，因此被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等多个国家政府采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关于实验中分组涉及的伦理问题已参照相关研究规范做了充分考虑。

[3] RCT发源于医学和农学领域，通过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将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并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某种因素带来的变化，是当前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有效性研究方法。在公益和社会发展领域RCT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五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两位合著了《贫穷的本质》，详述如何应用RCT寻求减轻全球贫困的方法。